臣窃见高宗绍兴二十八年，礼部侍郎孙道夫言：「成都帅不可不择，宜求可以制置四川者二三人置之圣度」。上曰：「当储人以待缓急之用」。孝宗淳熙十年，太府寺丞勾昌泰奏：「蜀制置使任六十州安危，愿于从臣中常储一二人作安抚使」。上曰：「须是选择可以备制置使之用者」。盖蜀去天远，帅当豫储，在乡人先事而力言之，在朝廷加意而急图之，在君上申命而临遣之，此我祖宗虑远储材之规模，实万世子孙之所当法也。臣以蜀人，待罪言路，若乡有急證而不言，则为有负于乡，国朝有令典而不举，则为有欺于朝廷。昨于二月妄论四事，备言蜀之危状，而尤以储帅为先。伏蒙圣慈，俯加容纳，特辍侍从，出帅成都。臣谓陛下此心即高宗、孝宗之心也，然命既颁而遄反，使已遣而复回，议论数更，臣窃未喻。窃惟蜀自二十年以来，私意横流，人情障碍，帅非奉己者不久，总非挟故者不安，幕府非所荐引者不得充数，上下蔽痼，牢为一词，故民有疾病而上不知，兵有饥寒而远不达，战斗有上功而赏不及，溃败有显状而罚不加。若非得有威风、识大体者肃将明命，改纪而更新之，则剥烂蛊坏之證，无日而可革矣。今臣遂既已罢行，事往岂敢论列，但储帅一事，所宜亟留圣意。赵彦呐老病交侵，智勇俱竭，屡上祠请，难以倚靠秋防，臣于前疏已尝言之。况今敌兵侵犯，麦积时当可穫，溃兵肆横，江油贺请病，事势岌岌，民不遑安，而乡人之在列者无有以道夫、昌泰之言告陛下，深可叹也。近闻前总领安癸仲以臣论奏击其奸贪，畏惧驱磨，经营复用，近则托赵彦呐荐代于朝，远则令其子恭行交结于内，甚至嗾利州士民以列功状，啖远方布衣以助游谈，遣干人李真、蒲午、蒲恭以财物请求，结大程官童炳、曾永等以关节搬送，专欲撼动言路，攘窃帅权，如绍兴间钱良臣之事，乡评籍籍，皆能言之。臣与癸仲初无宿仇，但见其为总饷则暴敛之兴，军民胥怨，为抚谕则侵权夺利，郡县骚然，彼为一使之任尚且不可，况以当专征重寄，岂不误陛下事哉！且往者辛卯之变，癸仲以漕臣先走合阳，乙未之变，癸仲以总臣舟至阆州。上下利州之民，怨入骨髓，所列功状，决非情实。是皆假托撰造，欺罔公朝，若误入其言而轻加信用，则蜀事去矣。此臣所以痛心疾首，为陛下熟数之。欲乞睿慈，特命大臣，早择帅材，临朝亲遣，以慰蜀民倒垂之望，仍将癸仲更与镌斥，以为罔上嗜进之戒，所有干人李真、蒲恭、蒲午等扬言交通货赂，污蔑清明之朝，仍乞下临安府密加搜捕，痛行根治，自递押归，亦足以肃吏奸而昭国法。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
〔贴黄〕臣窃见王沂公曾当国，尝曰「恩欲归己，怨使谁当」？闻者叹服，以为名言。盖谓大臣事业，不当敛恩避怨也。臣论安癸仲之贪，至于三矣，每蒙陛下付外从行，而政事堂中，持笔不下，及下检正都司，又复累日不呈，不知治一贪吏，逐三五干人，有何恩怨，而上下覆护至于此哉！臣言不行，何以分察？欲望圣慈检臣累疏，将癸仲亟与镌罢，并将干人李真等根治押发施行。

敕：某等内寝之联，视诸朝秩；外家之贵，体自朕躬。主于拜除，宜在优异。尔等戚畹贵种，仙李真枝，被长君退让之风，承邓氏法度之教，咸自修综，莫不柔嘉。久从班籍之编名，未称小侯之立学，宜峻近庭之秩，且光左相之贤。往服宠褒，益思淑慎。